戰後初期文學總論 - 台灣大百科全書 Encyclopedia of Taiwan

台灣大百科全書

戰後初期文學總論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Early Postwar Literature

分類:〔文學〕 > 〔戰後初期文學〕 > 〔總論〕
撰稿者: 陳建忠 簡介
最後修正日期: 98年10月28日

一、前言:戰後初期臺灣文學的重建與中挫

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戰後初期(1945-1949年)的臺灣文學做為一個特殊時期,與這個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有著無可分割的關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而臺灣也就從「殖民地」的稱號下被解放開來,回歸「祖國」。戰爭的終止常意味著另一個時代的到來,這對臺灣人來說尤其如此,因為臺灣被「光復」了。然而也由於在日本殖民時代受盡各種壓迫及剝削,對祖國的態度異常期待,不管對素未謀面的祖國是否缺乏實感與瞭解,憑藉著文化認同與想像,再加上被異族殖民激發的民族情感,許多臺灣人積極而熱烈地歡迎祖國派員接收。

與此同時,戰後統管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稱「長官公署」)的陳儀(1883-1950年),為使臺灣人早日去除「日本文化」的影響,讓暌違「祖國」51年的臺灣人重建文化與國族認同,積極地推行國語運動及宣揚三民主義建設臺灣的必要性。這個「去日本化」以達「中國化」的作法,在臺灣形成一「文化重建」(cultural reconstruction)運動。其具體作法是透過「宣傳委員會」進行思想檢查,以肅清日人在思想上的「遺毒」;並延請許壽裳(1883-1948)擔任「臺灣省編譯館」館長,企圖制度化地普及國語(語言一元化),進而使臺灣真正中國化(文化一元化)。

臺灣本地的知識分子對此文化重建是熱烈回應的。以「臺灣文化協進會」的機關誌《臺灣文化》為例,在當中發表文章的人物,涵蓋了本地的文化人如游彌堅林茂生楊雲萍李萬居蘇新王白淵等人,同時也包括中國來臺的文化人如許壽裳、臺靜農、李何林、袁珂、黃榮燦、雷石榆諸人。從創刊號所揭示的協進會宗旨可以看出兩岸文化人的願望,文曰:「本會以聯合熱心文化教育之同志及團體,協助政府宣揚三民主義,傳播民主思想,改造臺灣文化,推行國語國文為宗旨」。除此以外,先後出現的報刊尚有《政經報》、《臺灣新生報》、《新新》、《人民導報》、《民報》、《臺灣月刊》等等,據統計,至1946年夏天為止,臺灣已有80種左右的報紙、雜誌。

戰後初期的文學界相較於文化界的發展,較為冷落,而文學作品發表與討論的空間也相對縮減,這可以由臺灣作家投入文化重建運動與學習新語言來加以解釋。不過,臺灣文學卻也隨著文化重建的展開,試圖重建臺灣文學因戰前「皇民化運動」而被中挫、扭曲的新文學運動,重新回歸文學本位,因此臺灣作家也在逐漸放棄日文寫作的同時,試圖學習以新語言創作,臺灣作家仍然在不多的文學園地裡留下足以反映時代感的作品。戰後一年半間,較固定刊載文學作品的版面不多,較重要有如《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及「家庭欄」、「文化欄」,以及《臺灣文化》、《政經報》、《新新》和《臺灣月刊》等。

其中,《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是由龍瑛宗主編,自1946年3月開始,隨著長官公署在10月25日起廢止報刊日文版而終止,維持了7個多月,刊行40期,作者有戰前即創作的吳濁流吳瀛濤葉石濤詹冰、王碧蕉、蔡德本等;新人則有黃昆彬、邱媽寅等人。

不過,正如前面所談到的,臺灣的「中國化」既是長官公署統治政策上的重大方向,廢止在報刊上的日文版實是可以預期的事。隨著禁用日語,受日本教育的臺灣日文作家頓時失去發言權,在新語言的學習還無法熟練地運用在創作上時,臺灣文學的發展顯然面臨了巨大的危機。此時,王莫愁(1924-1985,筆名王育德)在《中華日報》「文化欄」,發表了一篇題為〈徬徨的臺灣文學〉的文章提出質疑,認為臺灣文學是否受到詛咒,使臺灣作家無法自由創作,特別是政權轉換之際,作家受困於語言問題而舉止無措的窘態與困境,他說道:

然而,臺灣光復了,他們一定興致勃勃地打算好好地寫一下日據時代無法寫的題材。但是,歡樂跟感動只是一瞬間而已,辛苦學來的日文無法隨心所欲的使用了。他們都成了國語講習所一年級的學生。從「多聽多說不怕笑」的口號開始到學會文學修辭也要相當時日吧!大多數在學了國語,即使是臺灣人也能像祖國的老舍、郭沫若、茅盾等人一樣用流暢的白話文寫文學時,從前的小說家們已被遺忘,而被新一代的人取代了吧?

長官公署如期廢除報紙、雜誌的日文版面,臺灣的日文作家果真陷入了「失語」的困境。「失語」使得臺灣文學重建的企圖為之中挫,作家停筆使臺灣文學的傳統也陷入斷層的危機。在此充滿不利條件的情況下,戰後初期文學走上曲折的一條發展道路,也留下許多問題容我們深思。

二、「二二八事件」前的臺灣文學

(一)「原罪意識」下的戰後「日治經驗」文學

臺灣人曾在過去50年被「中國人」不得已的放棄而成為「日本人」,卻在一夕之間又成為「中國人」,反覆無常的歷史現在要來要求臺灣人做出自我批判:批判自己是否曾背叛祖國?尤其要自我檢查是否在戰爭期間的「皇民化運動」裡充任敵國的戰爭幫兇?

我們不應忽略臺灣作家在極力批判、否定臺灣人受到日本化(皇民化)的同時,小說中存在著臺灣人因政權轉換所產生的「原罪意識」,這毋寧是歷經「被殖民」與「被光復」兩個歷史階段的臺灣人特殊的精神狀態,也惟有關注到臺灣戰後反日小說中的「雙重意識」(反日/原罪),方能看見歡呼祖國接收的臺灣人內心真正的心靈樣貌。

鍾理和戰後所寫的〈白薯的悲哀〉和〈祖國歸來〉,兩篇屬於散文/雜文。雖然如此,兩文中都以「白薯」來稱呼臺灣人,〈白薯的悲哀〉悲哀地陳說,北京已沒有臺灣人藏身之處,〈祖國歸來〉則敘述作者「逃回臺灣」的經過。鍾理和雖極力駁斥臺灣人被視為「漢奸」的侮辱,但他仍然在屈辱與憤怒中離開原鄉,他也想撇棄「原罪」,但,無奈之餘他只能以一顆白薯的「爛心」不斷叩問:

臺灣人不被優遇,各處受到歧視、欺負,與迫害。唯奇怪的是,此歧視、欺負與迫害,卻都受自國家。國家對人民拿起報復手段,既是天下古今咄咄怪事,而我們則實實在在的不知道國家要對我們報什麼讎。難道臺灣人五十一年奴才之苦,還不夠嗎?難道臺灣人都個個犯著彌天大罪,應該「誅及九族」的嗎?

龍瑛宗(1911-1999)的〈從汕頭來的男子〉提及:「我們生於不幸星辰之下者,而且揹著幫凶的任務而已。可是,我們冀望祖國勝利,所以僅為消極抵抗以外,別無他途與」;〈青天白日旗〉在「萬歲!萬歲!」的歡呼聲中結束。呂赫若(1914-1950)在二二八事件前發表了四篇中文小說,最後發表的〈冬夜〉除外,最初三篇如〈故鄉的戰事(一):改姓名〉、〈故鄉的戰事(二):個獎品〉、〈月光光:光復以前〉,都顯示出去除「奴化」污名的急切心態,塑造臺灣人「純潔」而充滿民族意識的形象,不能不說是受到時代變遷的結果。

由文學返觀文化問題。戰後初期的國府,便是透過國民黨宣傳部、憲政協進會發起「臺灣新文化運動」,國立編譯館、文化協進會等官方或半官方組織,進行一波波的中國文化重建工程。奴化論爭之所以出現,就是臺灣知識分子對此的反應。例如《臺灣新生報》此具有官方色彩的報紙上,社論〈肅清思想毒素〉就相當清楚呈現「中國化」的文化論述,如何要求臺灣文化去除思想毒素,從而也樹立統治合法性的思維:「大家須知道日本50年來在大臺灣所散播的思想毒素,根深蒂固,只是僅僅注意到思想的「消毒」,還嫌不夠!還須再進一步,去積極推動臺灣同胞研究中國文化的興趣」。總之,原罪與奴化,這組概念相當程度顯示了戰後初期文學重要的一個文學議題。

(二)賴和與魯迅的重新引介

學習中國文化與語言之外,戰後初期的臺灣文學界也積極想恢復文學傳統,「舊作重刊」是最快速的方式。賴和可說就是在戰後初期被首先提出來重新認識的作家。楊守愚在《政經報》就連載刊出賴和生前未發表之〈獄中日記〉,並在序中說明賴和寫作此篇的經過,特別強調賴和反日本殖民主義的精神,似乎有呼應中國政府的「臺灣人被奴化」的疑慮而刻意宣示的意味。

另一位作家楊逵也同樣重刊賴和林幼春的作品,除在他所主編的《文化交流》第一輯中有刊登外,並出版賴和的《善訟的人的故事》。楊逵在這波重刊與引介的過程裡,強調的亦全為臺灣作家的氣節,而特別標舉林幼春賴和為代表性作家,他在〈紀念林幼春賴和先生臺灣新文學二開拓者:幼春不死!賴和猶在!〉的短文中說二位開拓者在鼓勵著我們,「光燦的燈塔似的誘導著我們」。由於掠奪與貪污,使臺灣作家標舉賴和之名時,更具有一種抵抗「外來」統治者般的認同政治。於是在一方面強調賴和的民族氣節以回應時代需求外,另一方面則是藉賴和文學的特殊性來強化臺灣文學的特殊性。這,或許可稱為一種「賴和現象」。

戰後初期現實主義思潮為臺灣文學場域之主流應無疑義,這自有其政治背景使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45-47年初之間,中國大陸作家引進魯迅文學與思想,有其追求「中國化」與「民主化」的目的,除了批判非民主的狀況外,中國化的合法性無庸置疑。相對地,臺灣作家藉機對戰前現實主義傳統辯解,也進一步對國府的統治提出批判。現實主義思潮的復甦,竟然是因為「祖國」統治的腐壞而產生的。

自1946年10月19日起,《和平日報》「新文學」副刊以連續3期的篇幅推出紀念魯迅專刊,撰稿者囊括了諸如胡風、許壽裳、景宋、秋葉、楊蔓菁、樓憲、金溟若等外省籍文化界人士。同一時間,《臺灣文化》也出版了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黃榮燦、雷石榆、謝似顏、陳煙橋等人均有撰文,在當時的臺灣文化界掀起一波討論魯迅的熱潮。促成的原因除了因許壽裳、陳儀與魯迅之間的昔日交誼之外,其實也是來臺左翼文人有意引進中國現實主義思潮介入臺灣文學場域再構築的結果。

(三)戰後臺灣社會與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轉化

除了清算日本殖民給與臺灣人的心靈傷痕與自我批判外,在戰後不久,臺灣作家的寫作方向便轉向現實的反映。這種轉變,透露的是臺灣知識分子在膨脹的解放感與祖國熱後,對「祖國」統治者的治臺方式所發出的質疑和批判。從反映臺灣現實的經濟與生存困境的作品出現時間來看,約是長官公署在臺成立以來一年前後,也即是在1946年的中期左右;無疑地,這些作品反映了「二二八事件」前臺灣社會民心的向背與困境。

要觀察戰後初期的臺灣政治、社會、經濟狀況,可以透過當時民間經營的《民報》來了解,該報由林茂生任社長,總編輯許乃昌,總主筆是陳旺成。同時,由作家楊雲萍主編之「學林」,也檢討如何重建戰後文學界的問題。《民報》以臺灣人立場來報導,與當時長官公署的官方機關報《臺灣新生報》分庭抗禮。

在光復一週年時,作家楊逵(1906-1985)曾發表一篇〈為此一年哭〉的文章,可以看出當時知識分子對時局的失望心情:

很多的青年在叫失業苦,很多的老百姓在吃「豬母乳」炒菜脯,死不死生無路,貪官污吏拉不盡,奸商倚勢欺良民,是非都顛倒,惡毒在橫行,這成一個什麼世界呢? 說幾句老實話,寫幾個正經字卻要受種種的威脅,打碎了舊枷鎖,又有了新鐵鍊。……回顧這一年……不覺的哭起來,哭民國不民主,哭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哭寶貴的一年白費了。

臺灣作家在經歷一段熱烈歡迎祖國的時期後,面對戰後初期臺灣的政經、社會逆退的狀況,逐漸由祖國熱中冷靜下來,轉而對祖國的統治者加以批判。可以說,前文中所述的戰後臺灣社會的變動,促成了戰後批判現實主義小說的轉化。臺灣作家在戰後不僅批判戰前的日本殖民者,也轉而把矛頭對準新的統治者,在二二八事件前這類小說就已出現,並且也即時留下當時的社會圖像,以人道主義的精神試圖為無告的弱者呼救。《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上的小說,早期多為反映戰爭結束對臺、日兩國人民造成的影響;逐漸地,以臺灣現實為對象的小說也增加。如黃昆彬的〈李太太的悲傷〉就描寫戰後不久來到臺灣,因丈夫而當起官來的外省人李太太,由於臺人對外省人侵占職位而多所嘲弄,不免心有愧疚,從中可看到省籍衝突的暗影。而多篇小說則直接描寫了臺灣人的經濟困境,如葉石濤的〈偷玻璃〉寫小偷出於飢寒到學校偷玻璃被抓;另一篇〈走江湖〉則寫江湖賣藝人在冷風蕭的夜晚仍須工作。

當時經濟生活的困境,不僅在小說中可見,其他文類中也同樣有所反映,就以當時也在《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上引起討論的話劇〈壁〉為例,這齣簡國賢原作,宋非我導演的獨幕悲劇,首演不久便以煽動階級鬥爭為由遭禁演。劇中把貧富不均的社會形容成有如一堵「壁」給隔成天堂與地獄,這個「壁」的比喻是如此貼切地把臺灣社會的問題給具象化。簡與宋及張文環等人成立的聖烽演劇研究會,延續了日治以來的新劇傳統。

除了反映戰後臺灣現實民生困境的作品外,臺灣作家更形象化的刻劃「祖國形象」的變化。如果說前此的小說凝視的是臺灣人的苦難,那此處的小說則凝視著統治階級的醜惡心靈,兩者都同樣是以臺灣立場對統治者所作的批判。張冬芳〈阿猜女〉及呂赫若冬夜〉,兩作的發表時間相近,而又不約而同的以外省人士強暴本省女性為小說的主要情節,「強暴」與「女性」在此處都隱喻了統治階級與臺灣人民的關係。兩篇小說對外省人士的描寫都是由最初受到女性歡迎與好感,到後來都成為臺灣女性生命中的夢魔,始則「強暴」,繼而傳給「梅毒」,最終則加以遺棄,這種情節與人物的安排,其實是以臺灣的歷史命運無疑地是想透過女性的命運來「象徵」臺灣在戰後的命運。

在膨脹的祖國熱底下,全力「中國化」的臺灣人民,以反日作品所表露的民族意識來說明他們對祖國接收的擁戴、期望之情;不過瞬目之間,臺灣社會卻淪為「路有凍死骨」的境地,反映臺灣現實的文學畢竟無能於改變歷史。隨之而來的「二二八事件」對戰後初期臺灣文學影響深遠不在話下,且更近一步重構了臺灣文學場域中的權力版圖。

三、「二二八事件」後的臺灣文學

(一)「二二八事件」與臺灣文學

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雖以取締私煙為導火線,但這與戰後一年半間積累的政治、社會、經濟等問題實難兩分。尤有甚者的是,在事件後更發生以懲處暴徒為名進行「清鄉」,其實卻是無差別性的報復性掃蕩。「二二八事件」後臺灣文學界的發展,最大的變化有3:一是日治以來臺灣本土作家的隱退;二為主要的發表園地由外省的文學工作者來主控;三則臺灣新一代的作家的短暫崛起。

關於老作家的隱退,時代的巨變與語言的斷裂是主要原因。長官公署禁用日語是其將臺灣「中國化」的政策之一,然而,使用日語並非臺灣人的原罪,以去除「奴化」為藉口而斷然禁用日語,無疑是讓臺灣人承擔殖民者的罪惡,臺灣人也就再次嚐到政權轉變所帶來的苦果。而對以日文創作的臺灣作家而言,禁用日語就是迫使他們要重新學習一套表意的國語,否則就等於喪失了發言權。經歷天荒地變的臺灣作家,因語言問題與對時局失望而退出文壇後,有的如張文環一般完全擱筆不寫。有的則轉向文獻整理或學術研究,前者如王詩琅在戰前曾以描寫左翼青年心理轉折的小說知名,戰後轉而主編《臺北文物》、《臺灣文獻》、《臺灣風物》,吳新榮轉而編輯《南瀛文獻》;後者則有楊雲萍至臺灣大學歷史系任教。另有一些作家則在走出文壇後,以激烈的態度走入「革命」的行列,這以朱點人呂赫若的例子最為著名。

而在政治力量強力介入,包括在事件中獵殺各大報的社長與主要幹部,以及事件前後被迫停刊的報紙、雜誌之後,臺灣民間可說已喪失在公共媒體上的發言權,國府的媒體政策自與其為鞏固政權所做的意識型態宣揚有密切關係,而臺灣文學界的發表園地也因此受到限制。由文學場域的權力分配角度,沒有任何文化與政經資本的臺灣作家,繼日治時期後再一次淪為文壇的被支配者,並不令人意外。其中,楊逵是臺灣前輩作家中少數仍積極活躍的人物,他不僅主編《力行報》副刊「新文藝」,也主編《臺灣文學》叢刊3輯,楊逵的存在對臺灣新生代作家有著領導作用。然則,這與事件前的情況已是不可同日而語。

臺灣文學的發展雖無法由臺人主導,但臺灣新一代的作者在此時嶄露頭角,也暫時延績了文學的香火,這與上述兩點又不無關連。如葉石濤此時便創作出頗多的小說作品,再加上「銀鈴會」同仁蕭翔文、張彥勳、朱實等文學青年也發表不少作品。然而,這批年輕作家在1950年代全都消失了,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或死或逃,這短暫的崛起與他們的良知,或竟是他們罹難的原因。

(二)「橋」副刊上的創作

二二八事件」後,民間的輿論空間急速萎縮,這雖不獨以文學的領域為然,不過,由於之前曾參與文化、文學活動的菁英多數在事件後「消失」,臺灣文學的發展已呈現斷層的危機。

1947年5月4日,官方的《臺灣新生報》推出「文藝」周刊,由何欣主編,逢周日出版,而自第7期起改在星期三出刊,共出13期,維持到同年的7月30日為止,「文藝」周刊點明以介紹世界文學為重點,不過在小說創作上未見有顯著表現。真正在事件後主導臺灣文學發展的是接替「文藝」周刊,在1947年8月創刊的《臺灣新生報》「橋」副刊。

「橋」副刊由歌雷(原名史習枚)主編,以間隔一日或二日刊出的方式,維持了20個月之久,1949年4月廢刊為止,共刊出223期。歌雷的文學信條是具有反映現實、改造現實理想的「新現實主義」,還可由「橋」副刊的〈刊前序語〉看出,文中說:「橋象徵新舊交替,橋象徵從陌生到友誼,橋象徵一個新天地,橋象徵一個展開的新世紀」。當然,「橋」副刊在戰後文學史上的意義是複雜的,這與它是由一群不瞭解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外來文學者主持有關。以「橋」副刊為論域,發生於1948年的「臺灣文學論戰」,說明臺灣作家強調本土文學傳統與臺灣特殊性的立場,與外省作家在中國中心的文學觀下會產生的衝突。而由此開端,戰後臺灣文學就無法擺脫它「邊疆文學」與「支流」的被支配命運。

「貧窮」應是「橋」副刊上小說的最大主題,更明確地說,關於戰後初期民生凋敝的描寫正說明臺灣人民在戰後的確陷入極端窮困的狀態中,這些作品情節共同構成了一幅「臺灣貧民圖」的畫卷。蔡德本的〈苦瓜〉寫一位孤苦無依的老婦阿金婆,兒子戰死南洋,媳婦逃回娘家,無生產能力的她由於生活貧乏,竟去偷摘過去愛吃的苦瓜。王溪清的〈女扒手〉看到的城市已成廢墟:「跟大街上寫的標語比較起來,從前眷戀著的臺南完全成了廢墟的樣子」。謝瑞哲〈拾屑的小孩〉更以到火車站拾揀炭以換取每天食糧的小孩之口,表達了人民的苦狀,反而使原本要教訓他們的工人想到:「孩子來拾不是他們的罪惡,就是社會造成的罪惡,孩子們如此受難也是和他自己受苦的情形沒有相差」。少數外省籍作家的小說,如呂宋〈到達〉、端木革〈阿南先生〉、林鹿〈飛車上〉及吳阿華的〈出差記〉等等,他們或敘說到臺灣的心情,或描寫與臺人同樣陷入失業狀態的外省人,這些具有「臺灣經驗」的小說,一般說來「是相當真實的」。

戲劇方面,「實驗小劇團」於臺北中山堂公演陳大禹編導的四幕劇《香蕉香》(又名《阿山阿海》),是當時以二二八事變為背景的劇作,反映戰後臺灣政治腐敗、族群對立的情境。他在舞台上呼籲阿山(外省)、阿海(本省)合作,演出時便引起觀眾叫罵,戲也被禁演。隔年實驗小劇團排練陳大禹編導的國、臺、日語混合劇《臺北酒家》,也因故不能公演。

(三)如何重建臺灣文學的論爭

二二八事件後,由所謂外省作家與文化工作者在官方扶持下掌控了絕大多數的媒體。這時由歌雷所主編的《臺灣新生報》「橋」副刊,努力發起「臺灣文學的重建」,希望能振興戰後低迷的文藝空氣,同時也鼓勵許多臺灣作家創作,是戰後初期最為重要的文藝版面。而在「橋」副刊上,1947年11月以迄1949年間發生一場臺灣文學論爭。以《臺灣新生報》「橋」副刊舉辦的第二次作者茶會為例來看,討論焦點在於對「過去臺灣文學運動的回顧」。「回顧」是為了重建臺灣新文學固無庸置疑,只是在這一大目標下,很明顯的,臺灣作家皆一致以臺灣文學史的角度出發,對自我歷史做陳述與檢討;但外省作家卻多半由定義與指導的角度,對「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提出「建議」。

可以注意到,至少有楊逵吳濁流、林曙光、吳坤煌、吳瀛濤等臺灣作家,都不約而同地提出對臺灣文學史的回顧與認知,他們對臺灣新文學傳統的陳述說明他們在戰後重建文學時的本土文學史觀,而這也正是臺灣作家「三復斯言」的。而當臺灣作家在談論臺灣戰前現實主義思潮時,戰後來臺的中國大陸作家,特別是具有左翼傾向的作家與文化工作者,也在進行引入中國現實主義思潮的工作。在戰後與中國「一體化」的同時,較具有批判性的左翼來臺作家,便因勢利導地將中國的新現實主義思潮帶至臺灣,而與臺灣現實主義思潮並時而存。中國大陸左翼文人所強調的現實主義美學,以及民主主義,都是抗戰期間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概念的再傳播。一方面,在國民黨陳儀統治下,左翼文人以民主主義來批判其獨裁封建性格;另一方面,也是藉此介入臺灣文學場域的再構築之過程,期待以此左翼美學與思想來帶領戰後初期臺灣文學的發展方向

可以說,由中國大陸來臺的作家與文化人引進了一種「新興的文藝美學」,思想上頗受「民主主義」指導,這種注重走入人民、為人民寫作的文學觀,其實也就是中國抗戰以來左翼思想的化身;而表現上左翼文學所強調「新現實主義」文學,即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也被程度不一的談論著。因此,這種新興的現實主義風潮所引起的文學場域變化,無疑是整個文學場域中的另一個詮釋團體的成形。相較於國民黨的教化詮釋團體(省立編譯館、宣傳部),以及本土作家延續日據傳統的詮釋團體,中國大陸左翼文人的詮釋團體也加入了這個複雜的文學場域。

(四)葉石濤的小說創作

以「橋」副刊上的作品數量與成就言,省籍作家葉石濤(1925-)的創作應是戰後作品最有可觀者,然而往往為人所忽略。「二二八事件」後,他近9成的小說都由人中譯(包括潛生(襲書森)、林曙光、陳顯庭),發表在《臺灣新生報》「橋」副刊上,稱他為此時創作力最旺盛的小說家並不為過。1948年發表〈河畔的悲劇〉、〈復讎〉、〈來到臺灣的唐‧芬〉、〈澎湖島的死刑〉、〈汪昏平、貓和一個女人〉。1949年發表〈三月的媽祖〉、〈伶仃女〉、〈天上聖母的祭典〉。這些小說從小說的取材與創作時間上可大分為2類,分別是創作時間較早,以400年來臺灣歷史事件為背景的歷史題材小說;另一類則是稍晚創作的,以臺灣當代現實為背景的寫實主義小說。

由歷史題材小說來看,葉石濤有系統的記錄臺灣在不同占據者的統治下,每個歷史階段裡臺灣人民反壓迫的故事。〈河畔的悲劇〉、〈復讎〉以荷蘭人殖民臺灣南部的史實為背景,描寫了1652年郭懷一起義抗暴的情事。〈天上聖母的祭典〉則描寫男女主角皆為日治時期的抗日分子,在押赴刑場的途中,藉臺人媽祖祭典的人潮而逃脫。小說「反壓迫」的意識則不容掩藏,並且,也隱含著對臺灣現實的批判。〈汪昏平、貓和一個女人〉、〈三月的媽祖〉、〈伶仃女〉這3篇小說都隱約地透露出葉石濤以素樸的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站在臺灣下層民眾立場來凝視現實,尋求「解放」的心願。而在〈三月的媽祖〉裡,逃亡的律夫則希望:「大地屬於真正的所有者,自由和勞動的詩也屬於我們」。

(五)「銀鈴會」同仁的創作與楊逵

在歌雷主編的《臺灣新生報》「橋」副刊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文學現象是楊逵主編的「臺灣文學叢刊」,以及受他影響的「銀鈴會」同仁的創作。

1948年8月,當時在臺中主編《力行報》「文藝版」的楊逵,同時主編了《臺灣文學》,至同年12月停刊為止共出3輯。由於《臺灣文學》上所刊載的小說有不少是轉載而來,特別是當中由外省作家所寫的小說,值得關注。

其中章仕開的〈X區長〉與陳濤的〈簽呈〉都以官僚文化為題材,描寫了外省人在臺灣的醜惡行狀。而鄭重的〈摸索〉與揚風的〈小東西〉則不約而同地以臺灣女性為主角,前者寫年輕的外省男子試圖幫助貧困的女礦工受教育,結果造成女礦工因被嘲笑、誤解而離職;後者則寫外省人幾度欲幫助貧困的陳幸子免於失學、轉賣的命運而終歸失敗。而另一篇洪野的〈學店〉則寫一外省教師對學校淪為賺錢機關而忿怒不己,這與他教育臺灣孩子們良知有所不符。這3篇小說都以戰後民生凋敝的社會為場景,說明他們的確掌握了臺灣社會的現實層面,並且也能指出現實的弊病。

不過,我們也不難看出這些小說中的外省知識分子,都懷有某種程度的理想與啟蒙心態,這種不言而喻的價值位階,多少仍透露了中國與臺灣所處的不平等狀態。歐坦生(原名丁樹南)〈沉醉〉一作便隱微表現此一傾向。小說主題雖在譴責外省男子拐騙臺灣女子感情,不過當作者描寫臺灣女郎為何會愛上外省人時,卻又顯現他對臺灣社會的隔閡,「尤其是今日的臺灣女郎──由於在日本時代,人民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受著嚴格的限制,所以一般說來,在社會上具有地位的男人是寥寥可數的;因此,即使在平時,當她們偶爾發覺有一個稍有身分的男子對自己垂慕的時候,她們就是引以為幸而暗中驚喜若狂了;更何況對於那一般正以大強國國民姿態出現在她們眼底的來自內地的獨身公務員呢……」。透過這些外省作家之眼,我們看到的是另一種視角下的臺灣,他們的「臺灣經驗」小說也可以說是某些來臺外省人士的心態反映;而這,正亦是臺灣的現實之一。

至於「銀鈴會」原本在戰前就已成立,1948年重新出刊,名為《潮流》,亦是同仁刊物,包含了小說、詩、隨筆、評論等,並延請前輩作家楊逵為其顧問。「銀鈴會」成員極多,但較常發表作品的同仁有張彥勳(紅樓)、朱實、蕭翔文(淡星)、許龍深(子潛)、林亨泰(亨人)、詹明星(微釀)等等,他們其實是標準的「跨越語言的一代」。關於臺灣社會的反映,「銀鈴會」同仁以詩、文等各種文學形式來表達,說明年輕一代的作家仍然企圖為人民發聲的使命感。

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小說,如蕭翔文的〈死影〉及〈芥川比呂志中衛〉就是以作者日治末期的戰爭經驗寫成。至於記錄戰後臺灣社會的小說,如蕭翔文的〈吞蝕〉就描寫茶商操弄市價使得茶價暴跌,以此來剝削茶農的經過。朱實的〈黑夜〉則直接指涉了省籍問題,反駁外省人視臺灣深中日本遺毒的說法,小說結尾就在具有暗示意味的敘述裡,說明臺灣的現實處境。

(六)吳濁流小說〈波茨坦科長〉

二二八事件」後,能以犀利的寫實之筆為戰後臺灣社會雕像,復能以臺灣人立場嚴正地批判劫收政權者,吳濁流(1900-1976)允為第一人,他的〈波茨坦科長〉因此有著特殊的時代意義。

吳濁流在戰後發表的作品,如〈先生媽〉、〈陳大人〉及《胡志明》(《亞細亞的孤兒》),據作者的說法都是在日治末期就寫好的,這些「地下文學」(彭瑞金語)因臺灣脫離而得以重見天日。然而,吳濁流的小說中始終存在著的是對「身分」的焦灼感,他特別敏感於臺灣人在時代變動中的定位問題。1948年5月,吳濁流出版了日文小說〈波茨坦科長〉,在「二二八事件」後發表的這篇中篇小說,雖非直接影射事件之作,但我們由小說中所顯露出來的「身分認同」的主題來看,是與戰後臺灣的社會、政治狀況無法分割的。

由於對祖國心生愧疚,臺灣人內化了祖國對臺灣的評價,自認為是日本對華侵略的幫兇,並且也是深受日本文化「奴化」的次等中國人,於是有了戰後證明自己立場的贖罪與崇拜心理,〈波茨坦科長〉當中所反映的正是臺灣人戰後的一般心理。玉蘭當然也發現了范漢智的行為,小說的描寫明顯指向玉蘭反思自己光復當然初由於被祖國熱所蔽,而不加思索的墮入范的懷中,如今卻發現自己的丈夫竟是如此充滿著貪慾,小說寫到:

她忽然想起光復當時的心情,祖國!唉。那是較自己父母還更親的話。她想出了是那個感情凝結起來成為對丈夫的憧憬的。唉!自己到底也是……。

透過吳濁流關於范漢智等人「劫收」過程的細節描寫,再加上他刻意強調女性主體性覺醒的過程──她的愛情是由祖國熱始,以後悔懊惱終,這些情節所構成的象徵架構是極其顯然的。吳濁流擺脫了《亞細亞的孤兒》當中渴求祖國接納的孤兒意識,而在〈波茨坦科長〉中對自己的不實幻想有了反思。

四、結語:四六事件戒嚴體制的降臨

1949年,2位當時文壇的重要人物──楊逵、歌雷同因「四六事件」被捕,2人被捕正是宣告戰後初期臺灣文學的終結。1949年4月6日,原先只起於2月間一件學生雙載而被警察取締並毆打的事件,因警察不願道歉解決,遂演變成臺北3所大學──臺大、師院、法商學院聯合的學生運動,持續地示威遊行抗議,終於在4月6日引發軍警進入校園逮捕學生,此即為「四六事件」。「四六事件」無異是臺灣文學的一道「催命符」,楊逵實由原先的起草「和平宣言」籲請國民黨、共產黨2黨和平息戰而激怒國府,自此被囚於綠島,一去12年;歌雷被捕之因不詳,惟與其左翼傾向或有關涉。

隨即,1949年5月20日,國府發布戒嚴令,為國共內戰中失利即將遷臺的統治者預做「清掃」的工作。12月7日,國民政府中央正式撤退來臺。1950年6月13日,公布「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並隨著韓戰爆發(6月25日),美國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臺灣社會便在世界冷戰與國共內戰雙重架構的支配下,以反共復國為綱領,陷入全國性的「白色恐怖」之中,而「反共」、「戰鬥」文學也管領文壇,臺灣文學真正步入一個新的文學階段。



本文著作權為文化部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 合理使用規範 ] 

英文關鍵字
NULL , NULL , NULL , NULL , NULL

◎ 如果以上查詢結果,您不滿意,請告訴我們您想知道的知識,或者您可以撰寫詞條
網友發表區
1. 管理員 於 2012-11-21 12:11:33說:
感謝林老師的建議,經聯絡原撰稿者,已補充相關內容於網頁。

2. 林教授 於 2012-09-29 23:25:28說:
在這篇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的總論裡,為何遺漏了女作家楊千鶴呢?我建議應該補上。

3. 林教授 於 2012-09-29 23:24:40說:
在這篇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的總論裡,為何遺漏了女作家楊千鶴呢?我建議應該補上。

4. 林教授 於 2012-09-29 23:23:56說:
在這篇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的總論裡,為何遺漏了女作家楊千鶴呢?我建議應該補上。

5. 林教授 於 2012-09-29 23:23:21說:
在這篇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的總論裡,為何遺漏了女作家楊千鶴呢?我建議應該補上。

:::  
台灣百科API服務